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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牛武兵,男,46岁,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催眠保健咨询师师资、心理咨询师、私人心理顾问、河北省心理学会会员。创办邯郸市北斗心理咨询与教育机构,应邀参加2007年中国心理学家大会暨首届中国应用心理学高峰论坛。2009年全国优秀心理学工作者。 Q Q :595321998 WEB:www.hdxlw.com.cn TEL:1336301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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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实际治疗方法中的匿名、中立和保密原则  

2014-11-28 17:28: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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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这个对历史进行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考查弗洛伊德50岁以后(1907—1939)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使用的方法,并且评价这些方法和弗洛伊德发表的关于匿名、中立、和保密的建议之间的关系

方法:作者使用了发表的和未发表的素材,包括被分析者的报告、自传、信件及对被分析者的采访;弗洛依德的信件、出版物和后来治疗的门诊记录。

结果:关于弗洛伊德实际方法的信息来源于43个个案,包括10例临床分析,19例示教式分析,14例二者的结合,这43个案例可能包含了弗洛伊德这些年精神分析的主要部分。但发现了以下程度的与他建议的偏离:匿名,43例(100%);中立,37例(86%);保密,25例(53%)。另外,弗洛伊德和其中31个被分析者(72%)保持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析之外的联系。

结论:这些结果显示了弗洛伊德建议的方法和他的实际方法存在实质上的不同。弗洛伊德规定的方法,也就是他的建议所定义的方法,并没有被其实践检验或在其实践中使用。弗洛伊德的实际方法从来没有在其出版物中明确地描叙,并且不能被重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学者有用的关于弗洛伊德怎样实施精神分析治疗的信息的数量肯定地增加了,但这些数据的落实和搜集并不是简单的事。由于弗洛伊德不允许别人观察他的治疗,因此,关于他的实际治疗的可靠的信息只来源于弗洛伊德和他的咨客。弗洛伊德发表的作品包括了他的在著名的案例Rat Man中的笔记(1,pp.259-318),可是其他权威版本的作品几乎没有描述弗洛伊德怎样治疗或他怎样处理和咨客关系的资料。在80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大量的弗洛伊德的信件就成了回顾性研究的有价值的资料,但是,他的潦草的手稿比较模糊,而且一些重要段落的缺损也造成理解的困难。在过去4年中,这些困难因为弗洛伊德与Ernest Jones(2)通信的全部信件及与Sandor Ferenczi(3,4)通信的很多信件的公开而得到部分解决。

从很多分散的不同的地方发现了有关被分析者的资料。其中有出版的报告,包括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来自20多位被分析者的论文集、自传、短的报告。也有未出版的报告:对被分析者采访的报导和抄本、逐渐发现的被分析者所写的信。可是,没有这些资料的有用的索引或书目。

过去对弗洛伊德治疗方法回顾性研究的尝试由于使用的资料的有限而受到限 制。一个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Gay(5),注解了几个案例,在其中弗洛伊德的实际治疗方法不同于他建议的方法:在案例Max Eitingon和Sandor Ferenczi中先前就存在的友谊;在案例Rat man、Wolf man和Jeanne Lample-de Groot 中的表现和热情;对其女儿Anna的完整分析。Gay认为“弗洛伊德完全准备着漠视他自己的规则”(5,p.292),这非常著名, “弗洛伊德放弃他的技术并且远超越了他解释给自己的原则,这就是规则。这将出现精神分析的差异”(5,p.292)。Jones报道弗洛伊德缺乏自信,但他并没有指明这是否是由被分析者提出的(6,p.409)。Roazen的工作基于他对25个接受弗洛伊德分析者的采访;它包含了许多案例的大量资料,但是没有做系统的整理。

Ruitenbeek(9)推断弗洛伊德曾用极端的方法和他的分析对象交往,但他并没有清楚地证明他这样做的原因。Glenn(12)在分析来源于权威版本和有限的增刊(10,11)中的案例后提出,“弗洛伊德在行动上不时违背他的原则,甚至是在支持这些原则之后。”

出版的试图从系列弗洛伊德的案例中搜集历史资料并从技术角度完成分析的报道为数不多。Lipton(13-16)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其中他考虑了弗洛伊德实际方法的技术含意。在他1997年的一篇论文中,大量涉及到Rat Manan案例,Lipton也涉及到另外7名被分析者(Joseph Wortis, Hilda Doolittle,Smiley Blanton,Joan Riviere,Roy Grinker,Raymonde Saussure,Alix Strachey)的案例,引用了他们的描述,但仅仅是“证明弗洛伊德和他的病人建立了诚恳的关系。”Lipton(15)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弗洛伊德“经常想当然地和病人建立和保持一定的个人关系,但从技术角度又排斥它。”Momigliano(17)使用出版的取材于在1920年至1938年经历过弗洛伊德的短暂的示教式分析的14个人的报导。她注意到弗洛伊德在他的日常工作中并没有按自己的劝告行事,于是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弗洛伊德是个相信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吗?”但很清楚,她拒绝回答此问题。Mahony(18)简洁地描述了两个案例(Elma Palos和Horance Frink),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是否可用于精神分析教学。Gabbard(19)在一次关于早期精神分析的危害性的讨论中引用了8个弗洛伊德的个案(Elma Plaos, Sandor Freenczi, Horace Frink, Marie Bonaparte, Alix Strachey, 和Anna Freud);总结说:“弗洛伊德和他早期信徒沉湎于大量的反复试验,而这被当作由他们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技术”(P.1115)。Lohser和Newton(20)回顾了5个案例(Abram Kardiner, Hilda Doolittle, Joseph Wortis, John Dorsey, 和Smiley Blanton),试图去推想弗洛伊德究竟是如何实际操作的。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被不恰当地学习和受到广泛的误解,弗洛伊德在完成被作者们认为是弗洛伊德的首要任务——让潜意识变成意识的工作中,其出发点已从中立、不透明性转变为好的效果。

1991年,Ellman(21)在回顾关于弗洛伊德治疗技术的文章时注意到许多来源于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人的报导被发表了。并没有列出这些报导的清单,也没有回顾这些报导,Ellman直率地声明“弗洛伊德是个非常易变的分析师,他时常忽视(或违背)他自己的倡议。当我们考虑弗洛伊德与病人打交道的行为举止时,很难将他的行为和他的文章统一起来。”

在过去5年出版的4篇文章的作者各自使用已有的原始资料去探究在一个个别精神分析案例中弗洛伊德的行为。其中一人描述了弗洛伊德的两个分析案例,一个年轻的精神病人(22),和Albert Hirst(23),注意到在每个案例中均违背了匿名和中立。Warner在细查Horace Frink案例时获取了信件和其它档案资料。最后,Kris(25)使用已出版的Freud-Jones的信件作为描述和讨论弗洛伊德对Joan Riviere分析的历史材料。没有回顾其他案例,Kris注意到弗洛伊德在实际中的行为和已发表的他的建议有很大的差别。Kris认为弗洛伊德承认这个不一致就类似于“同时分别遵循他对病人需要什么的感觉和促进、保持精神分析的科学水准两个准则的结果”(25,P.662)。

弗洛伊德的分析技术建议和理论贡献在美国的精神病学领域有重大的影响。在两种美国著名精神病学教科书的心理治疗中也都强调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性(26-29)。就象在1993年,弗洛伊德1915年的关于技巧的文章“移情的报告”在美国关于精神病学的《心理治疗实践和研究杂志》上被再次全文出版,用Glen Gabbard的陈述就是它“在这个学科作为艺术性的论述仍占统治地位”(30)。

在一定程度上精神病学家使用或依靠弗洛伊德的贡献,他们将从理解这些贡献和弗洛伊德的实际治疗行为、经验之间的关系而受益。达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他的来源于实际临床的技术建议呢?因为弗洛伊德对其他人的心理分析并没有从事广泛的直接的观察,仅从自己的心理分析实践就能得出关于技术性建议的观察、行为试验、评价。因此,对弗洛伊德在其心理分析中所应用的实际方法进行一个系统的历史的回顾对美国的精神医学来说是目前需高度重视的事情。

从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资源,我们搜集到关于弗洛伊德50岁以后精神分析实践的广泛信息。我们得到1907年至1939年间的43个分析案例。虽然在这些案例中,一些案例比另外案例提供了的信息多,但在每个案例中,都体现出弗洛伊德和他的被分析者相处的自然的感觉。这些资料最大程度地提供了许多细节——弗洛伊德对被分析者不同的腔调,对他们的回答,影响他们的他的行为和决定。这些历史性资料的质量也有保障——很详细,当然也有一些缺损。

什么才能作为弗洛伊德50岁以后临床和实践行为的概括呢?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回顾了弗洛伊德出版的建议,比较适合的概括就是:匿名、中立和保密。其次,我们系统的描述了弗洛伊德在43个案例中的实际实践,并提供了5个例子的说明。最后,我们讨论了我们发现的意义。

[弗洛伊德的建议]

弗洛伊德发表的全面的建议注重心理分析师在处理和被分析者的关系时怎样把握自己的行为。他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论点:匿名、中立和保密。Pulver回顾了这三个论点。

首先,关于匿名,弗洛伊德建议分析者不应展示自己的情绪反应或讨论自己的经验(32,pp.117-118;33,p.125;34,p.225,227;35,p.175)。弗洛伊德的观点就是,事先认识病人,或者与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有任何关系都是非常不利的条件。

第二,关于中立,弗洛伊德建议分析者不要给病人在生活中的选择予以直接指导,也不要假想成老师或导师的角色(32,pp.118-120;37,p.443;38,p.164;39,p232;35,p.175)。最后,弗洛伊德建议分析师为病人保密(33,pp.136-137;36,p.460;35,p.173)。

这些建议和有经验的临床医师接近。他们以弗洛伊德的技术贡献为基础。没有一人曾经削减或更改弗洛伊德所写的。

正如弗洛伊德在1928年承认的那样(6,p.241),“我很早写的‘技术性的建议’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形式。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强调不能做什么,以及指出与分析的目标相反的诱 惑。”他的涉及匿名、中立、和保密三个论点的建议既是否定性的又相当简单。在历史上,背离这些简单的和否定性的建议的做法很容易找到。系统地、历史地研究背离(或支持)更为复杂的、肯定性的建议的情形将会非常复杂。

[原始资料和典型案例]

这里有在1907年—1939年期间的43个案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实际精神分析工作中的一些信息。这些案例的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资料包括:23个案例中被分析者的报导或自传,16个案例中被分析者所写的信,19个案例中被分析者的采访记录,25个案例中弗洛伊德所写的信,10个案例中弗洛伊德发表的文章,2个案例的后来治疗的临床记录。在19个案例中,直接的资料提供了另外的信息。(这篇文章的完整的书目草样,包括353个参考书目,来源于NAPS,c/o Microfiche Publications,P.O.Box3513,Grand Central Station,New York,NY10163-3513),多数案例中的信息来自不同的资料。在这一系列的案例中,我们考虑的只是信息可靠的案例,这些信息或直接来源于弗洛伊德,或直接来源于被分析者。

案例的治疗时间显示在图一。这个图简要地说明了我们作为例子的弗洛伊德治疗案例的持续时间范围。尤其是根据所知道的弗洛伊德待治疗案例之数量(2-4;6;7;40;41,pp.272,275,278;42)来看,这个案例的搜集是比较全面的。它可能包含了弗洛伊德这些年的主要分析时间,但并不必然是其分析案例中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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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弗洛伊德43个被分析者的分析时间(编者略)]

这些分析的基本特征如下。被分析者共有43人,其中男性27人,女性16人。临床分析10人,教学分析19人,二者兼有14人。分析中24例用德语,14例用英语(或可能用英语),另5例既用德语,也用英语。平均持续时间是26个月,男性18月,女性38月。被分析者开始接受分析时的年龄范围是22至49岁,平均33岁。

这里有个小问题,就是弗洛伊德把每个案例都作为一个有效的精神分析的尝试。只要提到它们,他就使用“精神分析”这个术语。他曾使用这里面的8个案例作为他发表文章的例子。他主张所有的新手实行精神分析,而且在这几年的临床实践中(除了按维也纳医学惯例,他出现在1小时的下午会诊),他只使用精神分析治疗方法(43,p.260)。

然而,在所有43个案例中,弗洛伊德违背了严格的匿名原则,并且表达了他自己的感觉、态度和经验。弗洛伊德的表达包括他对被分析者的感觉,他对自己生活和家庭问题的担心,以及他的态度,体验和偏见。同样地,在31个案例中(72%),他与被分析者保持超出分析之外的关系和/或他选择了已与他或他的家庭有重要联系的被分析者,均促使他违背了匿名。这些不同的表现和关系违背了匿名,在弗洛伊德发表的文章中也没有被明确地显示出来,以让被分析者对真正的弗洛伊德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弗洛伊德对被分析者的指示也含蓄地传达了他的感觉。象在后面将举例说明的那样,弗洛伊德在37个案例(86%)中违背了他自己反复给予分析家的建议。弗洛伊德的建议跨越这整个时期,并且差不多是那个时期他工作的一个特点。

弗洛伊德在与他人的通讯中也涉及到其中的23个案例。被分析者知道这些弗洛伊德与他人的通讯,这些人是被分析者认识的,而且还包括弗洛依德对被分析者身份的描述。这23个案例不包括弗洛伊德已出版的未被确认的被分析者,例如:Rat Man, Wolf Man, A.B.(22), 也不包括弗洛伊德和从业者或咨询者间的通讯。我们把违背所期望的保密事实制成表格,仅仅是为了说明我们证据的来源。这是在我们这次研究中发现的最明确的证据;在弗洛伊德自己的手稿中,可以发现许多违背保密原则的情况。这23个案例及各自收件人的信息清单列在表1。这些通讯是1907年—1939年间的事。另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在我们搜集的系列案例中,超过20(47%)的被分析者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其他被分析者的情况。

表1:弗洛伊德对其被分析者信息的散*布(编号选自43个案例的顺序)

案例编号               开始分析  接受信息人        接受信息人与被分析者的关系

和被分析者姓名         时间

1)Max Eitingon          1907      Karl Jung           同事,竞争对手

6)Elma Palos            1912      Sandor Ferenzi      分析家、未婚夫、母亲的情人、未来的继父

7)Loe Kann             1912      Ernest Jones        习惯法婚姻丈夫、前夫

8)Sandor Ferenczi       1914       Smiley Blanton      同事

9)Anton von Freund     1918       Ernest Jones         同事  Karl Abraham       同事

11)Anna Freud          1918       Abram Kardiner     同事  Joan Riviere        同事

15)James Srtachey       1920      Ernest Jones         老板

17)Horace Frink         1921       Ernest Jones      同事、竞争对手Clarence Oberndorf  同事、竞争对手Abram Kardiner      同事、朋友

18)Roger Money-Kyrle   1921     Ernest Jones          同事、老板

19)Clarence Oberndorf   1921     Abram Kardiner        同事

20)Albert Polon        1921      Edith Jackson          同事

21)Abram Kardiner     1921      Horace Frink          同事、导师

23)Joan Riviere         1922     Ernest Jones          以前的分析师、老板、对手

25)Ruth Mack Brunswick 1922     Jeanne Lampled Groot   同事 Ernst Freud            朋友  Anna Freud             朋友

26)Mark Brunswick     1924    Ruth Mack Brunswick     未婚妻、妻子

27)Otto Rank          1924     Karl Abraham           同事、对手  Max Eitingon           同事、对手  Ernest Jones            同事、对手

Joan Riviere            同事  Marie Bonaparte         同事  Sandor Ferenczi         同事、朋友  Joseph Wortis          同事

Arnold Zweig           熟人

30)Marie Bonaparte    1925      Roger Money-Kyrle     同事  Arnold Zweig           熟人

32)David Brunswick   1927      Mark Brunswick        兄弟  Ruth Mack Brunswick   兄弟的妻子

33)Dorothy Burlingham 1927      Eidth Jackson           合作者  Max Eitingon           同事

35)Eva Rosenfeld     1929      Anna Freud             合作者、朋友

36) Eidth Jackson     1930      Martin Freud           亲密朋友

37)Irmarita Putnam   1931      Ives Hendrick           同事

40)Joseph Wortis     1934      Hilda Doolittle          一同被分析者

[五个说明性的案例]

Albert  Hirst

Albert Hirst(案例3)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是在1909年的秋天,那时他22岁。他的未出版的自传和与K.R.Eissle的访谈,是这个案例的首要来源(23)。他因为日益加重的忧郁症状和长期存在的性障碍而需要帮助。他曾于1903年的春天在一次自杀后接受弗洛伊德的为期两周的治疗。他很早就认识弗洛伊德及其家人。Hirst的母亲,Kathe Eckstein是弗洛伊德的一名被分析者Emma Eckstein的姐姐,Eckstein家庭和弗洛伊德的家人经常一起渡假(44)。他的姐姐Ada也曾在弗洛伊德那里尝试过短暂的精神分析。

Hirst的问题就是缺乏自信。尽管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体育系学生而且成绩很好,但是,他很典型地经历了对考试的预期恐怖,达到了呕吐和整夜失眠地程度。他不能适应大学学习,一年后就退学了。他的性障碍包括一种普通的无能感及对手淫的内疚和害羞。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性交时不能射 精。他长期迷恋于对大学遇到的一女孩的单相思,但她的直率和羞辱性的拒绝使他陷于了危机。由于情绪的恶化,他责备自己一无是处,他认为自己自私、无能、对不起他的家庭,他怀疑自己思想和感觉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他觉得很孤单。

弗洛伊德打消Hirst的顾虑,告诉了手淫的必然性和无害性。他经常鼓励Hirst并表示对Hirst的智力、诗歌方面的才能和商业技能的赏识。他赞扬Hirst自己对梦的分析和对各种小说的讨论。

弗洛伊德自***由地论述了他自己的感觉、经验和观点。他告诉Hirst自己在纽约曾因为缺乏公共厕所而苦恼,他通常不喜欢美国,但他也讲他以前的捷克厨师在美国的成功故事。弗洛伊德很有耐心地向Hirst描述自己在把可卡因作为局麻药的发现中所起的作用。最后也论述了他对性道德和婚姻的见解。

弗洛伊德直率地鼓励Hirst去寻求和女性的性经验。最后,Hirst成功地从事了性活动。弗洛伊德很高兴,并开了一种阴 道避孕栓剂。后来,Hirst告诉弗洛伊德:一个女孩在鼓励他,但对他来说却没有吸引力。当弗洛伊德坚持要Hirst付诸行动时,Hirst发现自己多次不能射 精。

弗洛伊德为Hirst的另几个问题作指导。他赞成Hirst从事商业性职业,反对从事警 察、司法、写作等职业;他反对Hirst移民到美国,建议他移民到南美洲。

从弗洛伊德那里,Hirst也知道了他姐姐Ada中断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对Ada的评价就是她没有Hirst那样有天赋。关于Hirst的姨妈Emma Eckstein,另一名被分析者,弗洛伊德提供了更多的情况。当Emma在接受弗洛伊德分析过程中病情反复时,她认为自己的新症状是器质性的;弗洛伊德告诉Hirst这是神经症性的症状。弗洛伊德甚至还告诉Hirst:弗洛伊德终止对Emma治疗的决定其实是对她在另一位内科医师那里咨询的愤怒的反应。

Elma Palos

Elma Palos(案例6)于1912年1月她24岁时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她被Sandor Ferenczi介绍给弗洛伊德,他们两人间的通信提供了关于她治疗的信息(3,4)。Ferenczi于1911年7月开始对Elma进行分析,那时Ferencz38岁,他和Elma的母亲(Gizella,48岁)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而且在以前,他也对Gizella进行过分析并曾介绍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1911年2月以前就冒昧地为Elma下了一个“先天性痴呆”的诊断,尽管那时他对她的检查并不是很清楚。Elma最初的问题看来象忧郁,她可能与求婚者难相处而受到打击,他们中一人在1911年10月自杀了。在11月14日左右,Ferenczi写信告诉弗洛伊德他想娶Elma,而不是她母亲Gizella。在1912年1月1日,Ferenczi已经认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婚姻问题,而是一个疾病的治疗问题。Ferenczi通过所有的这些事件继续为Elma作分析治疗,没有得到弗洛伊德的反对,但他现在恳求弗洛伊德立即接手对Elma的分析。他已准备好了关于Elma和其母亲Gizella的所有细节,包括治疗费用。

“女人在这种心情状况下,很难追求。”注意这个评论,弗洛伊德在评论后同意了给她治疗。就向以前涉及到Elma及其治疗的给Ferenczi 的信一样,他忙于Ferenczi 的利益而不是Elma的。在开始Elma的分析治疗后,弗洛伊德开始向Ferenczi报告他的发现,包括明确陈述了Elma对Ferenczi的感觉,及自己对Elma作为妻子角色合适性的判断。Ferenczi清楚地告诉弗洛伊德他还没有决定怎样对待婚姻,他将“依赖于弗洛伊德分析治疗的结果来作所有这些决定”。 Ferenczi觉得“通过弗洛伊德给的关于Elma的报告,自己完全占有优势。”他尽可能地对弗洛伊德描述自己的所有感觉,甚至他在那时和Gizella恢复性关系的不满足。

弗洛伊德承认,只要Elma的治疗结束,给Ferenczi一个决定是可能的,或许在这之前某些时候,就可完成对她的考察。另一方面,Elma也想从Ferenczi那里知道到底弗洛伊德写了关于自己的什么给他。在1912年1月20日,Ferenczi写信给弗洛伊德,作为对其报告的反应,他已决定放弃娶Elma的念头,但他从那以后又经常犹豫不定。他和弗洛伊德商量秘密会面来讨论Elma。在3月,弗洛伊德开始报告对Elma分析的进展,他暗示Ferenczi治疗将在复活节终止,两人同意在那时一起去达尔马提亚渡假。Elma希望继续治疗更长些时间,但没能实现,弗洛伊德和Ferenczi赢了。

在1912年11月,Ferenczi已经放弃了娶Elma的想法,两人开始考虑怎样抛弃她。

Ferenczi于1919年和Elma的母亲Gizella结婚了,但在1922年给他的朋友George Groddeck(45)的信中表示,他为未娶Elma的决定而遗憾,并且为此而责备弗洛伊德。1932年,他在医疗日记中写到,他因为“弗洛伊德不费力地牺牲了女人的利益”而受到打击(46)。从信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弗洛伊德用对Elma的分析来为他朋友Ferenczi的利益和心理分析运动服务,他也从来没有反对Ferenczi类似的行为。

Loe Kann(案例7),是Ernest Jones的习惯法婚姻意义上的妻子,从1912年7月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治疗,从弗洛伊德与Jones之间的通信可以发现对她的分析(2),Loe具有犹太血统,出生在荷兰的Louise Dorothea Kann,但不清楚她的准确年龄(那时Jones是33岁)。她经常腹痛,同时还有吗啡成瘾(当时是法律允许的)和忧郁。自她于1908年和Jones一起从伦敦搬到Toronto,她在那儿变得越来越孤独和不快乐。

在1911年9月在Weimar举行的精神分析大会上,在Loe缺席的情况下,Jones请求弗洛伊德为她作分析。弗洛伊德同意了,后来他把自己的愿望和对Jones的很强的个人兴趣结合起来,因为Jones曾给他很多帮助和友谊。在分析中,弗洛伊德发现Loe很有吸引力。他在给Ferenczi的信中写道,Loe非常聪明,象块宝石,终于,她已经变得对我非常亲热,我对她也有了一种兴奋的感觉(3)。在1912年12月前,他已带Loe去了他家里(3)。从那时开始,Loe和Anna Freud就开始了她们的长时间的友谊。

这个分析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弗洛伊德参与到Loe的药物治疗中。Jones相信以前在伦敦已建立的“肾盂肾炎”的诊断,但Loe认为她的腹痛是器质性的。弗洛伊德坚持诊断其为癔病,即使是在维也纳的医学会诊并得出和他相反的结论之后。他有些发怒了,仍不同意Loe的观点,在分析的第五个月,因此她觉得弗洛伊德是“粗暴的、欺负人的、强人所难的”。在作了尿分析、放射检查之后,经过外科判断,支持Jones和Loe的认为其腹痛是器质性问题的观点。

通过这个分析,弗洛伊德提供给Jones关于Loe的进展的详细情况,特别包括她对Jones的感觉。Jones和弗洛伊德都希望治疗的结果是能提高她的性反应能力。在1913年1月,弗洛伊德建议Jones和Loe结束性关系。不久之后,Loe就发现Jones的不忠,于是就结束了她们之间长时间的恋爱关系。不论这些变化,弗洛伊德总是将Loe 对他的感觉、她的约会活动及他的和解机会告诉给Jones。弗洛伊德预言将和解,但从没有出现。

于1914年6月,Loe嫁给了一个住在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 的年轻的美国人;弗洛伊德,Rank,Ferenczi作为正式的证明人都出席了婚礼。她在这之后不久就结束了分析治疗,她已减少但不是消除了对可卡因的使用。

Anna Freud

Anna Freud(案例11)是弗洛伊德最小的子女,于1918年她23岁时开始接受他的分析。除了Yong-Bruehl与她的通信中和一些其它资料得到一些外,对她的分析知道得很少。直到1922年中断,Anna每周接受6个小时的分析,时间在晚上10点钟。另一阶段的分析从1924年开始。尽管其他资料描述了在1925年后分析的终止,但从Anna和Eva Rosenfeld的信可以清楚地看出,Anna直到1929年9月仍在接受她父亲的分析治疗(48)。在1927年9月给Joan Riviere的信中,弗洛伊德用明显的紧张感将自己描述作为“控制性的分析治疗师”(41,P.267)。直到1970年,Anna的分析师的身份才被人知道。就在那时候,作为一个成年人,Anna以前的被分析者Peter Heller(弗洛伊德的被分析者Dorothy Burlingham的女婿)在Dorothy在场的情况下,问Anna谁是她的分析师,她会意地和Dorothy交换了一下眼色,但保持了沉默(P.Heller,personal communication,4月6日,1991年)。

在给他女儿分析的最初时期,弗洛伊德也为Abram Kardiner作分析,在一次为Kardiner分析的时间里,弗洛伊德提到了Anna及她的未婚状况,请Kardiner为他参谋。Kardiner已经听说了Anna接受他父亲精神分析的传闻,但他并没有问这个问题。Kardiner相信弗洛伊德的很多男性追随者都企图成为他的女婿(49)。

Anna一生未嫁,她一直陪伴她的父亲度过他的余生,作为一个同伴、打字员、合作者、保姆。尽管她未受过大学教育,但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她还是得到认可,而且非同一般。到底是怎样的不平常呢?那就是她的分析非常实在。在她获得学位时,弗洛伊德已62岁高龄了。他认为Anna的分析非常有效体现在两篇理论性文章里,那就是“一个被打的孩子”(1919年)和“性别之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精神结果”(1925)。在1935年弗洛伊德给Eduardo Weiss的信中,他显然是用成功来形容她的治疗。

Edith Banfield Jackson

Edith Banfield Jackson(案例36)于1930年1月35岁时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她的信,尤其是给她妹妹Helen Jackson的信,是她这个案例的首要资料来源(53),另外来源是1966年接受Roazen的采访(8)。她在美国已通过了训练并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在忍受了长期的孤独和不能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些痛苦之后,她希望作临床分析和示教分析。她发现弗洛伊德非常吸引人,他不时地用手轻轻地敲击睡椅。他和她1909年一同到美国旅游时讨论了很多事情,如关于Adler,Jung,Rank,Marianne Kris,以及歌剧Don Giovanni(有时他会哼一些bar)。弗洛伊德的狗那时也在治疗室,当它产了崽后,弗洛伊德送了一只给Edith  Jackson。

在最初分析的某次,弗洛伊德介绍了他的另一名被分析者Dorothy Bulingham曾向他描述的梦,请她来帮助解释一下。后来,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她开始翻译他的文章,而且弗洛伊德也利用给她的分析时间来评论她的翻译。一次,弗洛伊德告诉她,他希望她的分析进展就象她成为一名翻译一样快。有时,她每周接受8小时的分析,每次25美元。本来她选择用蹩脚的德语来作分析,因为弗洛伊德难以忍受,他不久就选择用英语来作分析。他禁止她在治疗期间有性伴侣。

渐渐地,Edith Jackson被带进了弗洛伊德的生活圈,她见到了他的妻子及她的妹妹。在那个时期,她和弗洛伊德的许多被分析者保持着交往,如:Smiley Blanton,Dorothy Bulingham,Marie Bonaparte,Irma Putnam,Ruth Mack及其丈夫Mark,Anna freud,Eva Rosenfeld。在他的邀请下,她跟随弗洛伊德在柏林、Grundlsee继续她的分析。她每年捐赠5000美元,用来和Anna freud、Dorothy Bulingham合作建立一个护士学校。

Edith Jackson在接受分析的初期,她很惊讶地听到弗洛伊德提到她母亲的自杀;他并不是从她那里知道的,但拒不透露告诉他消息的人的姓名。她就开始这个问题的探索,包括回顾她母亲的日记,后来发现是她妹妹透露的。

1931年,在一次分析会议上,她遇到了弗洛伊德的长子Martin,在她的分析期间,他们成为了非常亲近的朋友,Martin的妻子确信他们有非正当的关系。Martin的确给她写了很多信,据说Martin的妻子为此几乎患精神病,他们在一起生活是不可能的(53)。不时地,弗洛伊德将Edith Jackson的情况及她对Martin的意图提供给自己的长子Martin。1936年,在给她的信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他的另一个被分析者Albert Polon的困难,他在接受弗洛伊德分析期间与一位女孩确立了关系。

尽管Edith Jackson希望与男人有亲密的关系,但她终生未嫁。尽管弗洛伊德认为他已帮了她,然而,她不一定会同意这一看法(8)。她还是返回美国从事精神科职业,在经过了暗淡的十年后,从1946年开始,她明显地好了。

[结论]

必须明确,这个研究有它的局限性。任何涉及到弗洛伊德在这些案例中的实际操作方法效果的结论,都要求对这些被分析者进行更详细和广泛的传记性研究;涉及到弗洛伊德行动原因和动机的结论不是这次研究的范围,这个问题要求更加详细地传记性地研究弗洛伊德。最后,关于弗洛伊德建议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的效果的研究显然也不是本研究的范围。

通过对这个阶段的研究发现,1907—1939年,弗洛伊德一直违背他所发表的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建议。确实,他的实际方法看起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其特点就是表现自我和给予强力的指导的倾向。非常诱 惑人的是,我们发现他所推荐的技术比他的实际方法要出众。这一看法与其说是科学的,还不如说是道德的。弗洛伊德对自我暴露和指导的使用,可能更近似于当前的心理治疗研究证明了的且优于他所建议的技术的一种技术(57,58)。

尽管弗洛伊德建议精神分析师保持匿名的(宛如一个空白的屏幕),但他自己在这些案例中100%的暴露,在72%的案例中与被分析者保持了超出分析之外的关系,这提出了很重要的疑问。这种违背对被分析者对弗洛伊德的感情发展具有暗示性,这种对他的感情称之为“移情”。他的通过匿名来保持纯洁移情的建议并不被后继者一致认可(这个主题的文章太多而不好在这里回顾)。匿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应受到科学的检验。通过我们的研究建立的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弗洛伊德本人的分析工作算不上是这样的检验。弗洛伊德的自我表现和与分析无关的卷入,使我们可以认为,在43个案例的每一例中,弗洛伊德和他的被分析者之间都发生了独特的情感的和个人的交互作用。或许治疗的效果应该更多地归功于这些交流和这些交流的性质----温暖、支持、接受、信赖(或相反的,冷淡、拒绝等等),而不是归功于通过对移情的解释来获得领悟。

同样需要注意,弗洛伊德在86%的这些案例违背了中立原则。显而易见地,由于弗洛伊德这些年的身份和威信,他的指示和影响对每个被分析者的经历肯定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至于保密,弗洛伊德与他人的通信涉及到被分析者,这导致了伦理的和技术的问题。被分析者是否认可这类的通信,这在伦理上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的很多案例中,这一点并不是很明确。一些被分析者,如Abram Kardiner(49,59), Mark Brunswick(8),Elma Palos(3,4)预先就不赞同这些通讯。当然,可能对于其他的每个案例,弗洛伊德都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也可能被分析者知道弗洛伊德的轻率方式,接受治疗就意味着同意。Jones发现“弗洛伊德确有轻率的名声”,暗示了这种可能性,就象我们的发现一样,在我们提到的案例中,竟有20个(47%)被分析者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其他被分析者的情况。

迄今为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弗洛伊德对分析技术的建议可看作是对他临床实践的描述,他描述的方法和理论结论是相互支持的。弗洛伊德的理论结论可被看作是被达到对客观定义规定的方法的一致使用验证了的,这个陈述不正确。弗洛伊德的技术建议在美国精神学界有着显着的影响。它们形成了一个内部协调的、合乎逻辑的体系。但无论什么时候,当它被引证到从事指导心理分析或心理治疗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弗洛伊德并没有实际检验它们。弗洛伊德的实际方法在他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明确地描述,也不能被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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